1、  提升译艺，研究基础

庖丁尖刀解牛，卖油翁油丝灌壶，都是高技艺。罗进德认为“技能意识恰恰是翻译理论中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命题”，我们则认为是翻译学基本选题之一。一个既精于译技译艺，又通于译道的翻译学者最有发言权，殊不知技通于艺，艺通于道。所以，建立应用翻译学旨在提升并解释译艺。

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翻译学忙于引进国外日新月异的新理论，这在开放后的中国是必要的，今后仍需要学习。学习之后 更要自创。应用翻译研究此前和当下较多地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应用，下一步则应返身应用翻译，发掘其自身的理论，不在套用其他学科理论，而在应用翻译研究本身，这才是应用翻译学的基石。偏重前二者，必然忽视后者，这无异于自我毁灭。中国学者更要审视汉外应用翻译的实际与实践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唯其如此，应用翻译学才有现实根本，才能在中国安身立命，才能真正为普通翻译学输送养分。

2、  立于中观，顶天立地

应用理论位居基本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过渡层。翻译经验要一步登天进入纯理论，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得经过应用理论的提炼和抽象化，才可进入。反之，多数基本理论研究成果不能直接进入翻译实践领域，要经改造浅化，才可落地。因此，应用翻译学分立研究，其目标非常明确：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在解决翻译问题中探讨应用翻译的特殊性，并促其走向普遍性，在原则、方法和理论上予以概括，直到能走向基本理论的高度，为理论翻译学作出贡献。立地就是联系实际，联系翻译实践，联系译学研究实际，既是对实践的指导，更是对实践的提升。

与基本翻译理论研究相比，应用翻译理论研究更有待成熟，既具普遍意义又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应用翻译理论暂时不多，诸多应用理论还未提出，可暂时寄居基本理论，完成属于应用理论者可大胆研究，二者纠结时不必分出泾渭，可以共同研究，待到研究结果丰富时，归属自然见分晓。

3、  突出问题，孕育创新

译学研究一般遵循两种路径：范式路径和问题路径。前者从某种理论出发解释问题，为西方学者是所看重；后者从问题入手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为中国学者所擅长。原则上讲，二者不可偏废，但就应用翻译而言，问题研究应是主体，尤其是在学科 建立之初，应该站在问题的起跑线上，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如果说理论翻译学旨在寻求翻译共性，应用翻译学则多一份特性。汉外互译所涉的应用翻译领域明显地不同于亲属语言之间应用翻译所得出的认识，由此观之，本土的应用翻译学研究将为翻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应用往往是发现问题的试验声，常常是本体研究的突破口，每当本体研究进入沉寂期，多半是应用研究率先冲破迷茫。因为应用领域总会提出各种问题，总需要作出理论解释，这种逼迫会促动创新。可以说，半个世纪以业出现的翻译新论中有不少是由翻译实践所直接催生的，如产生唐代佛经翻译、清代严林翻译的“变译理论”，产生于应用翻译、简易可行的“看易写”翻译思想，产生于会议翻译的法国“释意理论”，产生于亲属语言之间翻译的苏联“等值翻译理论”，等等。

4、  分立深究，旨趣高远

曾几何时，纯理研究才是学问，应用研究不登大雅之堂的观点流行，现在虽时有所改变，但需强有力的学科建设去匡谬正俗。新世纪译学发展应贴近现实，应时代和实践之需要，才能获取生命。纯理研究需要少数人做，而应用研究要占主流。那么，对应用翻译的分立工系统研究是一次理论觉醒。

应用翻译独立研究旨在发展翻译学。进入新世纪，研究科技翻译达二十年之久的《上海科技翻译》更名为《上海翻译》，旗帜鲜明地锁定应用翻译研究，对其开疆拓域，实乃洞察译事以展的科学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