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诗学的构成和改变还受制于多种意识形态的操纵，如：国家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主要由政府部门和权威机构来操纵，政府负责塑造和控制总体意识形态的导向，权威机构则负责播撒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跟踪传播效果。宗教意识形态主要由宗教团体所操纵，左右人们的信仰。审美意识形态主要由出版部门和知识圈来控制。出版界控制翻译的语言规范和经济地位，知识圈负责宣传和推广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诗学的发展方向，控制译者的地位和声望。人个意识形态则与译者个人倾向相关，译者认同和服务从于怎样的意识形态，就会制造了怎样的诗学形式。

比如，在中国明朝翻译史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能成功地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因为他在历经艰险之后，终于获得了明皇朝、地方官员、江南显贵和翰林院的大力支持。利玛窦深刻地了解在中国传教的艰难性，他巧妙地将基督教文化植入了中国儒家文化之中，在“上帝”与“天”之间找到了契合，这种跨越文化的诗学改写方式在西方诗学中融入了东方故事，利玛窦终于达成了心愿，这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其它多种意识形态的协同作用下进行的诗学改写的成功案例。

在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方面，《圣经》的翻译堪为典范。早期的基督徒翻译《圣经》的希腊文本时，遇到了一些语义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悖的词语，译者往往不直接译为拉丁语，而是绕道而行，采取折衷手段。比如，“musterion” 词与当时用来指代基督教的对手“神秘宗教”的词语“mystery cults”相近，翻译时译者便选择了“sacramentum”（圣典的）这个中性词，做了间接的处理。然而，时光斗转，到了圣.哲罗姆时代，神秘宗教已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译者就直接将“mustrion”翻译成了“mysterium”。

审美意识形态对翻译诗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出版界和知识界。出版界为翻译提供报酬，因而拥有规约翻译诗学的资本。毫无疑问，谁提供经济上的来源和资助，谁就能将散文改写成动听的诗歌。知识界对于翻译诗学的控制主要以文学批评等形式来进行，而文学批评往往具有党派性和学派性，它决定了译本的接受广度、效果和译者的知名度。因此，在翻译诗学的改写过程中，译者会有意识地寻求权威知识团体或个人的支持和庇护。一百多年前，中国译坛巨，严复的一个“信、达、雅”，便使中国译界追随了一个世纪。同样，施莱格尔的一句“译诗应与原诗的韵律一致”，就导致了西方1830-1930年这100年间译诗韵律的变化。德国译者海林格拉斯托芬在编写荷尔德林的作品集时就心甘情愿地响应当时影响巨大的诗人斯特凡.乔治圈子的意识形态，荷尔德林由此而获得新生hermans。A.S威认为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利西翠姐》中那些不雅的地方让人尴尬，威尔怀特便立即作出回应，在译本中删除了剧中参加罢工的妇女在“性罢工”动作开始时的“宣言”。很明显，译者受到知识界权威人士的影响，便毫不犹豫地改写了原文的意识形态达成了共谋。

在个人意识形态与翻译诗学的控制方面，当代美国译者葛浩文所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狼图腾》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姜戒的原作《狼图腾》由多个故事组成，具有强烈的语言渲染力和历史文化感。在每章的故事开始之前，作者都加入了一段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思考的古文。在故事当中，也不时地穿插一些关于人类生存法则的思考。另外还加入一些对兵法的描述，对及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探讨。而这些在葛浩文的翻译中都被消弭于无形。据德国翻译家顾彬的分析，除了与美国文化态度 有关。故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具有消闲的特征，是当今高度机械化的社会所需要的良药。因此，在文学作品的重构过程中，保持故事的纯粹性最能吸引西方市场，也与当代诗学观念相一致。因此，原文中一切的议论和思考在译者的眼里都成了多余的东西。从个人意识形态而论，葛浩文是犹太人，因此，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憎恨会使他毫不犹豫地摈弃原作中的碍眼部分。葛浩文改写还无法不止这些，无论是词与物、句式结构、修辞方法还是文化意象，他都作了大幅度的改写。经过重写后的译本在英语世界热销，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其诗反射出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体现了译者在现代性过程中对于文化的选择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