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阅读的经典中，外国诗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传递的是欣喜、愉悦、激情或是忧伤、悲痛和失望；带给我们的是享受、启迪和深思。
很多时候，很长时间，人们忽略了它的译者----把作品介绍给您的那位先知。你一定会记得你喜欢的那首外国诗歌、那位原创作者，而对译者，你可能更多地是莞而一笑：没在意。
的确，我们的译者历来谦逊，从不张扬。就像行星，折射的是太阳的光芒。翻译家们架起的是文化之桥，开启的是智慧之门， 传播的是经典艺术。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青年诗歌翻译家董继平的生活镜照：
然而，出于人们对诗歌的陌生，他依然还是一个陌生人。有时，人们在阅读董继平翻译诗歌的时候，也能够感觉他的存在，那是一种细腻的存在——如果一个读者有起码的细腻，那他就会明白个中的道理：一个人直接阅读外国诗歌，与通过董继平翻译阅读到的诗歌，是不一样的心情。在董继平这里，人们获得了舒服，那是转达为阅读者母语语感之后的舒服；并不是说董继平译诗改变了原创作者的“意思”，相反，他通过汉语的方式，让读者感受到不易在原著当中领会到的一个诗人的“特质”部分——他通过汉语这层媒介，让一个世界诗人在中国首先具备了“国际”含义。我相信，这是一个痴情人乐此不疲的一个道理。就像董继平用重庆方言道出的那样：真正大师的作品会“搞倒”一个人。其实，“搞倒”某个读者并不是本意，如果人们愿意去下细理解这句话，那他即刻就会明白另一个道理：外国诗歌经由汉语的通道，让中国当下诗人有了方位感，而一个在创作状态中的诗人往往是迷失的，但是翻译诗歌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坐标点——他模糊地知道，只有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坐标架上，才有继续走下去的前提和勇气。
然而道路也是陌生的。尤其是，有一大批的前辈翻译者在道路上印下了“规则”。这个规则使八十年代的董继平发现了翻译的误会：有人决意把国外诗歌翻成“准抒情”，以应和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语感；后来，又有人刻意把它们翻成“晦涩”的梦话。他们大抵会把这些分行文字当成一件产品说明书，还没有形成原创和译者心律的对等和协调，就动笔尝试。在董继平这里，翻译成为了另一种“固执”的行为：他会用大量的、甚至多于翻译本身的时间，来不断阅读一个用不同语言写作诗歌的诗人作品，有时，这样的境况会给他带来莫言的障碍——那时，放弃成为他解决这些困难的唯一方法。直到后来，反复阅读原创竟成为了董继平翻译诗歌最重要的、也是获取准确的主要途径。
由此，我看到了董继平的执著和痴情，是执著和痴情使他成为了一个令人陌生的诗歌翻译家。
两条轨道平行延伸
按照“惯例”，人们在谈论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出于某种需要，会挑拣他的生活细节以描绘他的日常图景，他们的目的大多是企图找到这个人的某种“精神”，以观察和验证作品的由来。事实上，我也经常这样干，但那时的我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同样，在熟悉的董继平这里，他的生活以及由此带给我的感受也是最初深刻的；但是，作为他的一个诗友，我发现这些已经开始变旧。不能否定，他的生活至少在两条轨道上前行，然而事实上，在所有人那里，谁的道路不是这样。
有人提议让我写写他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你要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他的内心生活，有时他的“精神”就住在这些生活里。
毋庸置疑，董继平对诗歌翻译的“固执”（有人喜欢用另一个词“执著”），的确令人感动；但是我要说的是，真正感动我的，不是他的“精神”，而是这样的翻译作品。
我知道这个小标题会让人产生误会，有人先入为主地判断了我要表达董继平“精神”的目的，事实上，那是一场庸俗的找寻和表达。正如我认为的董继平在翻译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目的那样：翻译需要呈现，被翻译的诗歌同样需要呈现，而不是去寻找文本背后的东西。尤其是，一个陌生人的背景。
弗罗斯特临终前曾抛下一句话：诗歌是唯一不能翻译的文学样式。我说这个的目的是，观察和领会董继平诗歌翻译可以从这里开始，同时也表明了这个小标题的意思，“两条轨道平行延伸”。诗歌翻译不仅是一项陌生的工作，同时也是暧昧的工作——有诸如弗罗斯特一样的前人设置了某种“绝对”的注脚，把这个工作的难度事先摆放了出来——如果人们不去下细分析他的话，就会步入另外的误区。
这个时候，年轻的董继平站出来说话：“应当是两条轨道的平行延伸”。
细品董继平译著，并留心观察他对诗歌翻译的言行，我们会发现他严肃而独特的翻译语言，体现了一个翻译家对自身修养的注重。董继平曾说到在他的翻译中的两个原则，其实就是两条轨道的延伸：第一个是忠实于原著，第二个同时也是一个比方——在诗歌的翻译语言中，原作语言与翻译语言好比两条平行前进的轨道，它们既不能脱离，也不能重叠，否则就有脱轨和越位的危险。那时，就有了我们的对话：
“你是怎样把握这两个原则的呢？”
“拿到一个外国诗人的作品，我并不是马上就进入翻译，而是会腾出许多时间反复阅读、品味，我得在这些原作中找到通向汉语诗歌语感的感觉。而一首诗的内部语感和深意在我看来是尤其难于把握的。”
“打个比方，是不是说得像唱歌一样首先定好调子？”
“是的。为了一首诗的完整传达，起始的定调相当重要，它是一首翻译诗歌的关键。
“能否有一个更通俗的比喻？”
“好吧。原作的不能传达译作，就好比烹调师心目中的广味甜点被做成了一份重庆怪味胡豆——虽然，也许有人更喜食怪味的点心，但是作为译者却因违背了原作者的本意而破坏、甚至遮蔽了原作。这就是翻译的误区。”
由此我有了陈词：从根本上来讲，西方现代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发端和缘起的一个因素，因此，中国诗歌的发展必然不能脱离世界诗歌现场，对异域文学营养的吸取，也依然是中国现代诗歌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董继平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做着这项工作。他放下自己的创作，译介了大量外国诗歌新成果，数十部外国诗人诗选见证了他的努力。这让我想起了古代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盗火者柏洛美索士，这个人间凡人是一个敢为人先的并不平凡的人，我会把他从天堂盗回的火种，看成是从异域取回的生活经验。而回到诗歌现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诗歌的高下之分，只有相互经验的吸取和融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了否定“平行延伸”之说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通过董继平们在翻译中的“平行延伸”，中国新诗有了比较和参照，在诗歌这门艺术的发展中，中国当下诗人应当、也必然会与世界诗歌平行，交叉，分道，然后看到汇合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