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选（英文原文如下）

Song

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

Sing no sad song for me;

Plant no roses at my head,

Nor shady cypress tree;

Be the green grass above me

With showers and dewdrops wet;

And if thou wilt, remember,

And if thou wilt, forget,

I shall not see the shadows,

I shall not feel the rain;

I shall not hear the nightingale

Sing on, as if in pain

And dreaming through twilight

That doth not rise nor set,

Haply I may remember,

Haply I may forget.

(Christina Rossetti)

（英文翻译中文结果如下：）

歌

我死了的时候，亲爱 的，

别为我唱悲伤的歌曲，不要安插上蔷薇，

也无须柏树；

让盖着我的青青的草

淋着雨，也沾着露珠；

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我再也不能见地面的青荫，

觉不到雨露的甜蜜；

再听到夜莺的歌喉，

在黑夜倾吐悲啼；

在悠久的昏幕中迷惘，

阳光不升起，也不消翳

我也许，也许我记得你，

我也许，也许忘记。

诗歌“Song”以虚拟的“假如我死了”为主题，以凄美的描述方式展示了作者留恋自然、潇对待生死的人生审美观，这本身就是中国文言古诗所没有的一种洒脱。这种全新的叙事方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及马致远的“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相别”等古人那种言志及消极抒怀的诗学观着全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诗句“If thou wilt，remember/if thou wilt forget…Haply I may remember/Haply I may forget”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徐志摩。后来在他的创作诗《偶然》中“你记得也好，最好忘掉”几乎就是这些诗句的原样移植。很显  ；然翻译这首诗的经历对于徐志摩来说不仅仅是接触了一种异国情调的表现方式，更多的是接受了一种全新的诗学价值观。这对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诗歌中表的“乐死”情怀与中国古人那种“悲死”情结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这种价值观通过译诗对中国诗学价值观进行了补缺。赵小琪认为：“受弗洛伊德死本能理论和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突破儒家‘未知生，焉知死，观念的束缚，不再将死亡看成一个忌讳的问题，而是将死亡看成了理解本真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他们从人的必死性这一残酷的真实境遇出发，主张人们直面死亡，对死亡采取一种坦然承担的人生态度”(2009: 28)。如徐志摩译的罗塞蒂的《歌》、波莱尔的《死尸》等，并创作了《残春》、《残破》等“乐死”情怀的诗歌作品。

“五四”前后新诗运动呈现的主流诗学价值观为白话—自由诗学，特点为诗体解放、  自然音节、作诗如作文和明白清楚及自我表现、自然流露、自由诗体等。其不足为诗的散文化倾向，粗制滥造，缺乏艺术自律，过于平民化倾向关注了“形”的普及却缺少了诗歌含蓄的“质”（许霆，2005:1）。然而不管有多少人诟骂，胡适通过译尝试新诗新纪元奠定了他现代诗歌教父的地。正因为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等人译诗与新诗创作的“搅和”才使得如同一潭死水的中国诗坛顿添了活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文人们开始知道还有另一种美仑美奂的诗歌表达形式。这无疑是对传统诗学观成功瓦解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