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诗歌相对于西方诗歌的异质性因素，叶维廉从思维、语言等不同方面作过分析，认为翻译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损失掉一些东西，就如同淮南之橘到了北方成了枳。在中国古诗中，  自然山水、春花秋月都是等待诗人兴感神会的外物，“审美主体的这个感应过程逐步地让其最初的感应对象‘物，上升为‘物象’，再从‘物象’上升为‘意象’，  ‘物我’关系也相应地、主客相离关系转化为主客相融关系”（同上：160）。由此，刘华文提出了汉诗英译审美的三种感应，它们是“以原文为重心的‘他’本关系、译者为重心的‘我’本关系和以谐调原文和译者之间关系为重心的‘他’‘我’融合关系”（同上：167）。“我本感应”中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心状态，对体的属性不断施加改造，并不是客体对主体的渗透，而是主体对客体的心灵投射，其结果必然是主观的、我向性的和归化的。

我们都知道，接受者期待视野的社会参照系也包括时代精神、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一般环境；社会出身、家庭状况、经济来源，文化教养、￡会交往、生活遭遇等特殊情境；以及在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个别动因这三个层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关系，其中个别因必须以特殊情境和一般环境为背景，从中寻找更深刻的原因；特殊情境和一般环境的规定性则有赖于个别动因加以显示，通过个别动因的偶然性为自身的必然性开辟道路。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就在这一完整的社会参照系前形成。“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是自居易《琵琶行》诗中的两句，之所以对琵琶女的演奏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其间固然是琵琶女凄凉身世使然，也有感于自己仕途失意，屡遭贬谪，更是对晚唐战乱频仍、民生维艰的悲切。可见致使他晞嘘泪下的“期待视野”中潜伏着较之偶遇琵琶女这一个别动因远为深广的社会背景。

《诗经·采薇》描写战后士兵返乡的名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们可就其中的“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来看中西方译者的翻译：

When willows were rich and green./Through thickly falling snow, (Tr. By Burton Watson)

Willows shed tear. / Snow bends the bough.．(Tr. ByXu Yu,anzhong)

从Watson的译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典型的自然界不同季节的景象：满枝的柳叶青翠欲滴，在春风中摇曳；而到了冬天，白雪飘飘，大地一片银装素裹。“依依”和“霏霏”在大多数译文中的意思是“青青”、“轻轻飘荡”、“雪花纷飞”等。  但是，在许渊冲看来，作为“千古丽句”的含义便荡然无存了，  即原诗含蓄，译诗不能太白。这里固然有诗歌结构的框限，主还是译者的翻译观所囿，因此，在“形似”和“神似”的抉择中，他毅然选择后者，要把隐藏在“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后面的神韵公之于众，要把此诗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此处无三形胜有形”的情语传递给读者，使他们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国内评论者一般都从古汉诗的韵律和蕴意对译诗加以评判。吕俊认为，“译文1只传达了原文文字层面的意义，而原诗的表达性意义，臣囀感意义，就未能很好地传达，因为这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声音层面来传达的。译文节拍散乱，句式不一，每行4、6、7、8音节不等，缺少叠音，更乏韵律，……”(2001:98)。而对译文2的评价是“不仅兼顾意义层面，也在音律等声音层面上下了功夫”。  。“……一连串的叠音反复出现给人以凝重深沉的感受，归途漫漫，行路艰难的想象”。“……全诗以aa, bb, cc, dd，ee的韵律，每行同原诗相同的音节等，．使读者在回环荡漾的节奏与韵律中去体味意义与内涵0” (2001:98)

加拿大籍华人黄俊雄也有对许译的评价：“译者试用四个音节与中文的四个字结构匹配，以求保留原文格式。放在‘体’  ‘神’  ‘表’平衡模式里分析时，却不难发现译者重‘表’轻‘神”’(2004:35-41)。在他看来，译文表面上的对偶工整，韵式完美无缺其实会带来费解，而这种费解并非因为诗行涵义深奥或是因为难词难句，却是译文不符合英语的习惯用法所致。

从以上的译文和评论可以看出，诗歌翻译的审美主体性强弱可以由翻译主体自身对自己主体性身份进行先期设定而反映出来，这种设定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参照的是自己对翻译结果即译文的审美诉求。如果认定了自己的审美强势介入可以提高译文的审美价值，翻译主体就会采用诸多强势审美介入的形式对译文进行审美质的抬升，当然这种审美介入会导致译文相对于原文在信息量上的减损或盈余。反之就会采取弱势审美介入或零度审美介入的方式进行翻译。中国古典诗词词语的情韵非常丰富，不是简单地用英文的对等词或近似词就能表达的。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也说过：“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些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它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浮现出来，使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1996:9)。译者的不同审美观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即我们在进行汉诗英译时，除了要表现诗歌外在形式，包括文字和音韵，注重表现诗歌所营造的氛围和意境的翻译，从而更加准确地翻译和传达出诗人在诗中表达的思想以及诗和诗人所折射出的特定的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翻译的主体性：，一方面要以习惯方式规定着对作品的审美选、定向和同化过程，另一方面则又要不断打破习惯方式，调整自身视界结构，以开放的姿廣受作品中与原有视界不一的、没有的、甚至相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