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译论虽然具备科学严谨的逻辑分析，也有其自身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国外译论的规定性和片面性。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而对于语言活动研究要想客观真实，就应该采取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应对语言活动进行纪实性的、客观的、充分的观察和分析，从而避免推论性、武断的决定。“说语言学是一种描写性（也就是非规范性）科学，就是说语言学家尽力去发现和记录言语社群实际遵守而非来自外部的随意添加的规则规范来加以修正。”（胡壮麟2002：17）而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其研究思路也如此。语言学是一种描写科学，翻译学也应该是一种描写科学。但是在国外译论的研究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in no uncertain terms”、“always”等规定性表述。应该说任何规律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任何规律都有例外，尤其是当一“规律”要面对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这样相去甚远的语言系统的检验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译论不可全盘接受。

国外译论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这两个大的转向后，不同的翻译观点层出不穷，如“归化”、“异化”、“译文中心论”、“目的论”、“改写论”、“抵抗论”、“食人生番论”、“语言帝国论”、“翻译他者论”，等等。各观点各执一词，各自为政。但是冷静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翻译理论都是针对某一种翻问题或者某一种翻译文体的对策，相互之间很难￡形成有力的碰撞，从而促进译学研究的发展。吕俊和侯向群曾指出：“目的论是着重译者主题角度的，女性主义是从性别上讨论的，后殖民主义是从民族角度出发的，意识形态操控又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的，等等。这些研究只是开辟了多元视角，很难从根本上引发范式革命。”（吕俊，侯向群2010：45）白珊也在《华语官话语法》英译本导论中说：“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当人们借助某种模式来描绘一个错综复杂的对象时，如何选择和应用这种模式始终是任意决定的，即，只代表了一种观察对象的特殊途径；这一途径并非为对象语言本身所固有，而只不过是一种试图更好地了解对象之本质的描述方式。”（转引自潘文国2006：79）

对于一个学科系统的建设来说，整体的框架系统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翻译学科的建设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国外翻译流派思想的大量引进却未能在这一点上为中国译学建设起到预想的促进作用，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译学建设的框架系统建要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还是要结合中国传统译论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