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探讨狭隘意义上的翻译，斯皮瓦克还关注作为跨界和转换的普遍意义上的翻译，并将之同狭隘意义上的翻译一起看作是构建后殖民主体的重要途径。

在她看来，阅读也是一种翻译。这里的阅读既包括对真正意义上的文本的阅读，也包括对普遍意义上的文本，即任何形式的，包括图像的、声音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文本的阅读。斯皮瓦克曾探讨过后殖民女性如何阅读白人理论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和第三世界女性相距甚远的英语话语中的理论对第三世界女性有用吗？她以自己对彼得•德，保拉(Peter deBolla)的《雄浑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the  ：Sublime)的解读为例，说明在阅读这些理论时，  。应采取“作为翻译的移情阅读(sympathetic read-川g as translation)，恰恰不是服帖，而是保持距离的友好学习”（同上：197）。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成为“作为译者的读者(reader as translator，即RAT)”（同上：197）。“作为译者的读者”绝不盲从文本，而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独立思考，当文本中的观点能够启发“作为译者的读者”时，她／他欣然接受，并在阐释中“超越和扩展该书”（同上：198）；当文本中的观点暴露了第一世界的局限时，“作为译者的读者”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此时作为翻译的阅读就失效了（同上：199）。在这种作为翻译的阅读中，自我与她／他者保持了友好的距离，第三世界的者不会在阅读第一世界作者的作品中失去自我，而第一世界的她／他者也得到了尊重，不会为自我的抵制而被拒之门外，或失去独立性。斯皮瓦克指出，“所有阅读都是翻译，错误和偏差是阅读游戏的一部分……当我们忘记这一点，为了认同而阅读，最糟糕的是为了在文本的镜子中看到我们自己的脸而阅读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对作为原文占位符的他者的尊重”Spivak,  2001:  14) o

普遍意义上的翻译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穿梭运动而存在。在“作为文化的翻译”(2000)中，斯皮瓦克注意到后殖民主体实际上生活在本土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翻译之中。她借用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Ⅺein)的“穿梭中的主体”(the subject in the shuttling)所涉及的翻译概念，  探讨了作为编码的翻译(transcoding as translation)所构成的文化运作。克莱茵认为人类婴儿总是抓取／掠夺(grab)某一样东西，然后是许多其它东西。“这种抓取／掠夺一个与内部（鈕inside）无法区分的‘外部’(anoutside)构建了一个内部，这种抓取／掠夺来来回回不断进行，通过所抓取／掠夺的东西将一切码进一个符号系统。这种天然的／粗鲁的(crude)编码可以被称为‘翻译(2000: 13)。“在这一永无止境的编织中，主体在穿梭的翻译中形成”，作为自然的人成为文化中具有不稳固主体的人（同上：13）。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斯i瓦克探讨了澳洲土著在后殖民语境下的生存状态。她指出，在西方文明入侵后土著和他们的传统文化开始疏远，书写土著主体的旧文化符号系统也随之坍塌。在殖民压迫下，土著入只能要求得到主流教育，学习英语的文化符号系统，获得“插入文明社会”的机会，同时他们要求在课程中纳入对土著文化的描述和评说，以便让他们自己的符号在英语符号系统中作为文化习语(cultural idioms)在戏剧，艺术，文学、主流文化、甚至理论等表演形式中再现（同上：16）。土著人就生活在这种私人习语与公共英语们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具有抵抗性质的杂合文化。这表明土著并不是在对帝国主义文化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就；丧失了文化特色，这种反抗恰好体现在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之中。斯皮瓦克还探索了通过翻译让属下(subaltern)发出声音的可能性。属下这一概念源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西(Antonio Gramsci)，指的是处于资产阶级宏大叙事和知识权力系统边缘的人和群体，在斯皮瓦克这里指的是“没有文化流动性的人”（同上：18）。属下用她／他们自己的习语说话，但／他们具有独特性的言说却并不能被主流所听到。而“如果没有被听到，就不算真正的发言”(No speech is speech if it is not heard)  (Spivak,)00：22)；只有当说和听都充分实现时、只有当回应来自谈话双方时，言说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即便属下是在说话，那也是无效的自说自话了。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听到一以便一回应的行为(this act of hearing-to-respond)也许以被称为翻译的当务之急(the imperative totranslate)”（同上：22）。也就是说，要想倾听属的声音，让属下获得文化流动性，就必须想办法将属下具有独特性的习语翻译到具有普遍性的标准话语中去。但这种翻译不能被认为是出于好心、帮助遇到麻烦的人，也不能认为是她／他者的代表。相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创建的翻译是在她／他者的常态中，充满关爱和耐心的倾听，足以注意他／她者已经默默地做出了[发言的，笔者加]努力”（同上：22）。这就意味着，在这种翻译中，我们不能用标准的语言—一不管这种语言多么本土化——来取消属下语言中的习语，而应保持属下语言的特殊性。斯瓦克建议编写“同语字典”(same-languagectionary)，将属下的习语译入标准语言中去，供下使用。只有这样，“属下性才能痛苦地将它以利用并超越一切我们从高处能组织的援助和  [1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