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具有悠久翻译历史的国家，这是事实；而中国流传下来的译论皆只言片语、不成体系，这也是事实。那么，中国现代译学该如何向传统借镜，向西方博取？又能否打上中国标记，且自成体系呢？先从中国传统译论的价值作一番考量。具体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的传统译论作考量。

1、“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中国传统译论之发展与式微

罗新璋先生钩沉史料，追本溯源，从我国历来对翻译的论述中归纳出一条线索：“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并认为该四个概念是既独立又联系，且渐次发懂的一统一体，是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最初基石。我们认为，简言之，中国传统译论滥觞于佛经翻译，道安提出“案本”，乃要求忠实，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即以“忠实”一以贯之。佛经翻译的“案本”其实包含有两个倾向：文与质，当然最高超的译文往往能调和文质，而成“新译”（如玄奘的译文）。然而这种二元标准最终还是让位给了更稳定的三元标准，即“信、雅、达”形成了辩证的互动，该标准一时间成了翻译的金科玉律。然而，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多元并非最稳定的结构，最稳定最永恒的乃一元。于是，“神似”说中一元论倾向初见端倪；而“化境”说最终将其推向极致，直逼“道”的范畴，成为中国传统思维对翻译本体论作的最高概括。其后的本土译论，虽亦有吉光片羽，但难越“化境”说的高峰。此后中国译界西风东渐，传统译论渐成式微。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翻译研究的话语实则交给了西方译论。中国传统译论在经历了一轮发掘与批判后，时至21世纪，仍未复苏。那么，中国传统译论缘何不振？其症结究竟何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虽中国古代哲学与文论甚为发达，而中国传统译论较少与之真正互动，虽常援引借势以申已意，然多为点缀或修辞之资。中国传统充论本可借助自古以来对语言的哲学思考，如“一意一言”之辨，而启“译文——原文”之辨，从而对翻译本体进行形而上的追问；或可借品藻之风发展出一套译本品评模式，让“译话”发杨光大，与“诗话”、“词话”等并架齐驱。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仕途，以通四书五经为首务，象寄之才遂被视为“小辨”，翻译学从未成为显学。近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又两度遭弃，至20世纪学界提出建立“中国译学”，译学在中国实已被拔离了传统的土壤，哪经得起“欧风美雨”的浇淋？中国译学从此丧失了与传统文化“金风玉露”的那“一相逢”。

诚然，“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自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译学蓬勃发展，虽百家争鸣，百航争流，然每一理论无不以西方文化为本位，又以西方哲学为羽翼。因此，当我们向自己的传统借镜，应将触角伸得更长些，不仅将传统译论，更应将整个中国文化视为中国译学成长的土壤。中国传统译论之价值，乃为后世提供了一系列研究“母题”。其实中国传统译论涉及之话题，西方译论在同时或稍后皆纳入其中。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卓然于西方译论之林，乃是从“案本”到“化境”，以东方思维道出的那套独特的中国话语。而我们所谓的“中国译学”建设，必是以“中国译学话语”建设为基础的。

2、“得意忘言，出神放化”——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译论话语

中国传统译论亦可用另八个字概括，即“得间忘言，出神入化”。此八字将译学蒙上 一层老庄哲学的思辨色彩，庄子的“意一言”之辨遂转化成了“译文——原文”之辨。相比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八个字更提醒我们去关注中国传统话语的独特魅力。

中西文化在发轫之初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当西方人执着于逻辑推理与精确定义之时，中国人却发展出了另一套以“启智、点悟”与“以少总多”为特色的理论话语。相比于西方话语， 中国传统话语至少具有以下两方面优势：一，中国传统话语善于宏观把握事物，避免了西方哲学将主客割裂而陷入的理论误区。二，如果说西方话语是理性的，那么中国话语则是诗性的，其“以少总多”的“点、悟”式思维与“立象尽意”的象征性语言，避免了西方理论因一味尚“科学”，尚“精确”，而将阐释对象切割得支离破碎。然而，优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劣势，因而相比于西方话语， 中国传统话语亦存在两方面缺陷：一，在严密的分析论证及逻辑推理方面方面，中国传统话语缺乏自己独特的语汇。二，中国传统话语的“点、悟”式言说方式要求读者有极强的领悟能力。非但如此，即便这套话语的使用者也必须拥有真正的智慧，不然则极易产生“任意的，不负责的印象批评。”

总而言之，中西理论拥有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我们不能以一套压倒另一套，或简单地以一套阐释另一套，而应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从而建立起一套既能解决各自特有的问题，又能给予国际译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以独特解答视角的话语体系。那么，在传统译论趋于式微的今天，我们提倡中国话语，是否意味着复古呢？进一步说，是否意味着抛弃西方理论，甚至抛弃现代白话，突然“之乎者也”起来呢？这也是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