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璋曾经在《钱锺书的译艺谈》一文中指出：“任何一种翻译主张，如果同本国的翻译实践脱节，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渊源的崭新译论，可[以时髦一时，难以遍播久传。”（罗新璋1990：10）这一点已经在译学发展的进程中得到证实。Lk如西方在7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语言学基础问题，依托语首学而产生的译学思想不断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奈达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被引入后，很i多国内学者认为国内译学研究能借此建立起完备的学科体系，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就是西方这些翻译思想是有完备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而我们以前的译学研究却是语文式的，而且汉语的语言学研究够完备，因此可以说这一批引入的翻译思想在中国并没有合适的生长土壤：
笔者认为中国译学建设应该要基于中国传统译论。中国传统译论对于国译学建设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整体观
由于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就是整体性思维(胡庚申2010：63)，中国传统译论受此影响呈现出积极的整体观，追求整体的平衡。“且不说翻译过程中过分的直译或意、异化或归化、过度诠释或欠额诠释都是虿的，就是译论研究本身也需要‘允直跃中’，不能走向极端。”(胡庚申2010：63)严复的翻译思想体很强的整体观，即“信”、“达”、“雅”三股力量耗相互扯，最后达到一种和谐：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过……《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者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的观点体现出了他在翻译过程中考虑的几个要点：内容忠实，行文通顺，除此之外，求雅。虽然复的翻译观在今天看来很有争议，尤其是“雅”这观点受到的批评比较多，很多人认为，由于原文的体干差万别，不一定所有的翻译都要雅。但是笔者认为，首先，任何的思潮或观点都是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站在今天的社会现实去批评严复当时的翻译观是有失公允的。“信达雅”的翻译观背后有特定的文化考量。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而当时的英法等西方国家却处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段，国力强盛，而且社会科学也相当发达。以今天的译学研究术语来说，西方文化属于强势文化，而中国文化则属于弱势文化。严复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学著作，主要的目的是想推进社会变革，但这又离不开当时有权有势的士大夫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严复处于弱势，士大夫处于强势。严复要想自己的翻译作品被接受，则必须要迎合他们的阅读口味。见，从严复的翻译标准观我们可以看出，严复并林认为翻译是一项孤立的个人行为，翻译活动所处的社会整体环境是每一个翻译者（不论是翻译实践者还是翻译理论研究者）都无法忽视的。
很多批评严复的翻译观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信“、“达”、“雅”的诠释以及三者关系的考量上，其是对“雅”的争论特别多，这种讨论有一定积极，但是在今天译学研究形势下，意义不大。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严复在100多年前就有了这样一种意识，即翻译的过程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程（具体到严复自己的翻译标准就是内容忠实、行文通J颐、用词雅正这三股力量），这些力量相互牵扯，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片面地只考虑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力量，而应从宏观出发，使得翻译能够达到一种更完满的效果。这就是“信达雅”翻译的整体观，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现。这样的想是西方某一译学流派的翻译思想所不具备的，这也许是严复的翻译观在今天的译学研究形势下最大的意义。
（二）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性
这一点对于国内译学建设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国内的译学建设如果抛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现实的。中国传统译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比如“神似”“本为我国古代诗画评语”（方梦之2011:73），“化境”说“可以推到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意境’说”（方梦之2011：69）。仍以“信达雅”翻译观为例，严复说：“三者（指“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可见，“信达雅”翻译标准与中国传统写作传统密不可分。
但要具体探究“信达雅”与中国写作传统的关系，有必要先探究一下“信达雅”中争议最大的“雅”含义。不少学者认为“雅”是指语言形式上的优雅，因此在语言形式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不少人认“雅”已经不符合现今的实际情况，于是也有学者提出“信达切”的翻译标准。但是笔者认为，不少人对于“雅”的认识可能有失偏颇了。严复在说到“雅”这一翻译标准时是这样说的：“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可见，“雅”是指“尔雅”，而“尔雅”的意思是指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这与“优雅”的含义大不相同，因为有的语言形式是平实的，但是是合乎语言规范的，这也是符合“雅”的要求的。
那么，中国传统文论对于“信”、“达”和“雅”的关系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中的《征圣》篇中曾对文章的内容、语裔形式等宏观方面提出了要求，该文指出：《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o（刘勰2010：7）
这段论述的意思是：
《易传·系辞下》说，“辨明事物，并运用雅正的言辞说明，这样明断事物便显得完备了。”《尚书·毕命》说：“文辞贵在切实扼要，不应只是追求奇异。”由此可知雅正的说明是辨明事物的标志，切实扼要才能组织好文辞。这样组织文辞，便没有一味追求奇异的弊病，这样辨明事物，便有措辞明断的优点。即使精妙的意义屈折隐晦，也不妨碍雅正的说明；即使隐微的辞句婉转含蓄，也不影响它的切实扼要。切实扼要与隐微的辞句可以相通，雅正的说明与精妙的意义可以并存，圣人的文章，也可以见到这的例证。（王运熙周锋译注）
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争议最大的“信”与“雅”的关系在传统文论很早就有所体现了，《文心雕龙》中的这段论述就可见一斑—一中国传统文论强调文章的切实扼要与行文雅正统一。而翻译与写作相似，不论其背后的指导原则是什么，最终表现形式还是文字。中国传统文论要求行文雅正而不是刻意追求新异，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与中国传统写作传统一脉相承，要求采用当时被认为是雅正的文言文用于翻译，以达到“信”和“达”的效果（当然，今天我们对于“雅”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要是符合规范即可，并不一定是要文言文）。如果明确了“信达”的真正涵义和历史渊源，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翻译标准即使是在今天也没有过时。中国传统文化博：精深，不论是诗学、美学、哲学还是文论，都有大量的养分可供译学研究者汲取。
（三） 积极的文本观
翻译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研究，最终还是要表现为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精神文化最重要（虽然不能说是唯一的）载体。一切信息，无论美学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负载，它也是连接主客体之间的普通媒介。”（吕俊，侯向群2010:42）翻译研究如果离开文本，就会变得没有针对性，也无法长远。在西方翻译研究中曾出现了翻译研究究的文化转向，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和语言被拋弃，译学研究转向研究文本外的因素，如政治、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等。这些因素的确是会对翻译产生一定影是如果不把这些研究深入到语言和文本内部，则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转向中，各类理论虽然众说纷纭，似乎有百家争嗡之势，但是如果沿着这些理论深入到文本和语言之中，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也只是诸如“忠实”、“翻对考虑读者”等基础理论的另外一种诠释而已。
国传统译论关注文本，其主线“案本一求神似一化境”是紧紧围绕着文本展开的，这其中当然也借鉴了美学、心理学研究的相关学科的成，而且并没有只停留在这些相关学科的表面，而是把这些学科与文本做了积极的结合，呈现出积极的文本观。不论是“信达雅”，还是“神似”、“化境”乃至“译味”、“神韵”等观点，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文本上。比如《天演论，译例鄗中在论述“信”和“达”系时说：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严复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文本中的语言现象开始，先对比了中西句法的不同，再谈到处理的方法，最后得出结论“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一结论最终也是着眼于如何取得更好的译文，从而取得更好的翻译效果。这样的研究思路在后来的“神似”、“化境”等译论的论述中都的所体现。相对于目前有些译学研究的空对空现象，传统译论中的先描写后规定、注重文本的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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