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的暴力，韦努蒂对受到的一些批评是这样解释的：“我用‘暴力’一词曾受到一位职业翻译家的质疑，他的翻译工作是在希伯来语和英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的。但是，如果‘暴力’的意思是‘破坏’或‘滥用，，那么，我用：暴力，一词既不是夸大，也不是比喻，而是精确的描写：译者被迫不得不消除构成外语文本的能指链的各个方面——从字母到语音，到根据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拆解和打乱这一能指链。因此，外语文本及其与外国文化中的其他文本的关系，在经过翻译之后，是不会完整无损的。”（同上：14）

在与笔者的访谈中，韦努蒂也说：“我认为，译者总是拆解、打乱与调和外语文本。这就是  雾为什么我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来表述翻译。所有的翻译，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在本质上都是对外语文本和文化实施‘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我这里所说的‘暴力，，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暴力，因为译者剥去了外语文本的特征，首先是语音的特征——是的，我是说整个书写系统，对汉语、日语、阿拉伯语、朝鲜语等都一样。‘暴力’是‘破坏’、‘拆解’、‘拿走’  等意思。因此，‘暴力’的说法不是比喻。为了在接受语的情景下使读者能读懂、感兴趣，译者必须这么做。因此，形式往往会改变。我认为，形式的改变，也意味着意义的改变。因此，翻译从来就不是传递外语文本的意义。”对此，他进一步解释说：“作为译者，我从来不想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本质上来说，翻译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行为。对我而言，译者如何对这种暴力行为负起道德的责任，译者如何对此作出补偿，是十分重要的。我的观点是，译者应进行一种实验性的实践，必须与接受语背景下的价值观协调，必须培养译者书写各种文体的技能。”